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
20世纪30年代，一个年轻的德国飞行员飞越贺兰山时，被一片“巨大的白色土堆”所震撼。他用随身携带的相机记录下这一壮观的景象，照片被收录进《中国飞行》一书，成为西夏陵最早的影像。只是当时，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，都不知道这片墓葬群和西夏有关。
90年后，当地时间2025年7月11日16时23分，法国巴黎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，将“西夏陵”列入《世界遗产名录》。至此，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。
西夏陵是中国西北地区11至13世纪由党项族建立的西夏王朝（1038-1227年）的陵墓遗址群，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，坐落于贺兰山山脉南段东麓，分布范围近40平方公里。西夏陵包含9座帝陵、271处陪葬墓、5.03公顷北端建筑遗址、32处防洪工程遗址，与峰峦叠嶂的贺兰山势共同形成了雄伟壮丽的陵区景观。
历史，并不只记录于纸上
要理解新晋世界遗产西夏陵，首先要了解近千年前的西夏。这个并未记录于“二十四史”的王朝，留下的苍茫巨冢，巍然立于贺兰山下，遥望黄河。
“黑头石城漠水边，赤面父冢白河上，高弥药国在彼方。”这首出自西夏文献《夏圣根赞歌》的古老诗歌，蕴藏着党项起源的故事。7世纪前，活动于今青海东南、四川西北一带的党项族，经隋唐时期两次内迁，跋山涉水，在宁夏平原贺兰山一带发展壮大，于1038年建立了包括党项族、汉族、回鹘族、吐蕃族等在内的多民族王朝——西夏。
西夏与宋、辽、金等王朝，并存于中华大地近200年，盛时疆域约115万平方公里，辖今宁夏大部、甘肃西部、青海东北部、内蒙古西部等地。
历史，并不只记录于纸上。西夏陵，在西夏留给后世为数不多的建筑遗址中，规模最大、等级最高、保存完整，成为揭开西夏尘封历史的关键线索。
西夏陵的考古始于20世纪70年代，先后经历了4个阶段。考古人在近半个世纪的接力中，逐步取得了对西夏陵较为全面的认识。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柴平平，从2024年接过西夏陵考古的“接力棒”，他反复提到这4个字——“承唐仿宋”。
柴平平用通俗的语言解释：比如，西夏陵的内外双城与唐昭陵、乾陵比较接近，陵园集中式布局又与宋陵相似；其他方面，如月城、双碑亭、陵塔等，又兼有继承与创新。“考古发现，西夏陵基本呈中轴对称的格局，但陵塔并不在中轴线上，而是中轴线偏西位置，这与中原地区有着显著差异。有学者认为是党项族的传统鬼神信仰，对此尚未有定论。”
柴平平说，西夏陵的选址颇具智慧。它位于贺兰山东麓的洪积扇高地，受洪水威胁较小，其间还有若干条山间洪沟，水流顺势而下，将西夏陵所在的开阔之地，大致切割为4个自然区域，9座帝陵成组分布其上，以避开主要冲沟。
“目前经考古调查发现，陵区还有32处防洪工程，包括防洪墙、排洪沟等。当地气候干燥少雨，降水主要集中在夏季，从山上冲下来的大的水流从排洪沟直接流走，小的水流也被防洪墙阻挡在外，并引流到排洪沟。”柴平平说。
记者在现场看到，在2号陵西侧，构成遗产要素之一的防洪墙至今清晰可辨，1998年修筑现代防洪墙之前的八九百年，它兢兢业业地一力承担着职责。“天雨未来修水渠，无有艺业知用力。”在西夏陵供游客行走的木栈道上，刻着许多出自古籍的西夏谚语，记者正好看到这样一句。采访当天，陵区突降暴雨，但陵塔四周并无积水，古今防洪设施都证实了自己的有效。
西夏陵申遗咨询团队负责人、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陈同滨介绍，可能与人们印象中的“文化遗产”概念不同，西夏陵的遗产要素还包括自然要素。帝陵、陪葬墓、北端建筑群遗址、防洪工程遗址，与贺兰山、戈壁滩、荒漠植被等自然景观交相辉映，共同绘制出这一时期中国西北地区的人文与地理图景。
敦煌研究院从2000年开始参与西夏陵遗址的保护工作，从最初的抢救性保护到后来的主动修缮，再到今天的预防性保护。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杨善龙介绍，在当下阶段，对西夏陵遗址主要有两个工作，一是日常监测，二是日常保养维护。
“西夏陵处于干旱与半干旱气候交界处，原来存在的最主要病害就是遗址墙体的根部掏蚀（因毛细水和盐害共同作用下导致的墙体根部被掏空的现象，随着时间和外力作用，产生结构失稳和坍塌风险——记者注）。对此，我们研发了几种技术，一是把根部掏蚀的部位进行土坯砌补或夯筑支顶，二是把墙体存在的裂缝‘封护’起来，三是对遗址墙体表面进行综合处理。”杨善龙说，目前整体的保护效果是比较好的，已消除遗址保存的安全隐患。
贺兰山下的“桃花石”
“承唐仿宋”是西夏陵的特征，但并非西夏文化的全部内涵。今年4月末，《贺兰山下“桃花石”——西夏文物精品展》在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开幕。“桃花石”是古代中亚对中国的称呼——在他们眼中，辽宋夏金是一个完整的共同体。
“西夏所在的地域恰好是丝绸之路的中国段，位于一个中枢位置。”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金波说。西夏陵出土的钱币、丝绸、珠饰、金银饰等随葬品，不仅让后世得以一窥西夏曾经的繁荣与辉煌，也为西夏在丝绸之路上的中继枢纽地位提供了生动见证。
史金波说，西夏有很强的学习能力，并进行创新和创造，“西夏文化既有自己的特征，又为中华文明作出贡献，这也显示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、多样性”。
比如，西夏统治者大力推行儒学教育，设立多种类型的学校。仁孝时期（1124年至1193年），下令各州县建立学校，皇宫内建立小学，并建立大汉太学，尊孔子谓文宣帝——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尊孔为帝，并推行科举制度。这标志着西夏完全接受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原文化。
再比如，3号陵在考古中出土的迦陵频伽达150多件。迦陵频伽，它有一个更好听的名字“妙音鸟”。唐代的敦煌壁画中有妙音鸟，福建泉州开元寺的屋檐下方也有妙音鸟，这只“人首鸟身”、来自印度的乐神，跃上屋脊，是中国古代建筑向唐向宋演变的过程，在西夏发扬光大。
西夏文，则是显著的贡献之一。
1036年，党项民族以汉字的字形和构造方法为基础，创造本民族文字，共6000余字，沿用460余年。西夏还大力推行活字印刷技术，1991年在宁夏拜寺沟方塔出土的西夏文佛经《吉祥遍至口和本续》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。
西夏陵博物馆有一个互动装置，观众输入自己的汉文名字，就能显示西夏文写法。这要归功于一本西夏文和汉文对照的工具书——《番汉合时掌中珠》。“这本书能让懂西夏文或者汉文的人，都能自学对方的文字。这本书的序言里说道，两个民族要互相学习才是正理。”史金波说。
西夏陵背后是几代人的青春
西夏陵博物馆馆长师培轶在银川出生长大，小时候听老人们讲起西夏陵，传说这里是“昊王坟”。十几岁时，他和小伙伴第一次到西夏陵“探险”，骑了一个半小时自行车，“陵区满地的蒺藜，自行车胎都扎了好几个洞”。那时候的他没想到，自己将来要在这里待上很久。
“1998年成立的西夏陵博物馆，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，成为世界范围内收藏西夏文物种类最丰富、展出西夏文物数量最多的遗址类博物馆。”1997年参加工作的师培轶，回忆起自己的青春，与西夏陵博物馆是共同成长的。
西夏陵的守护背后是几代人的青春。师培轶说：“（20世纪）80年代，西夏陵没水没电，西夏陵旅游管理所的办公场所——或者说落脚点，只有在陵区搭的3间帐篷；1996年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成立，拉开了西夏陵发展的序幕。”
师培轶记得，刚工作时，眼前的西夏文物不到30件，“一个屋子就能摆下”；1998年西夏陵博物馆落成开放，2019年新馆开馆，如今馆藏文物达近万件，有考古发掘的成果，也有征集所得，还有热心人士的捐赠。
师培轶当过7年西夏陵博物馆讲解员，能用英语讲解，在与来自美国、英国、阿根廷等世界各国游客的交流中，他总是在琢磨一件事——“我讲的故事您能听懂吗？感兴趣吗？”他发现，普通游客对通俗易懂的故事更加感兴趣，比如，著名的武威石碑使西夏文“天书”重见天日的故事，就让他们很容易记住。
陈同滨说：“在申遗过程中，我们有一个很深的体会——讲好中国故事，首先要突破自身局限。我们要从人类文明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文化遗产，尽可能平和地去讲故事，用事实说话，要让对方先理解，对方才有可能接受。”
“申遗成功对于西夏陵后续研究与保护的积极意义是显著的。”陈同滨坦言，当下大众对西夏的了解是较为缺乏的，“包括我自己，在接到‘申遗任务’之前，对西夏的认识也是浅显的。但是当我们把目光投向这片文化遗产时，不断收获惊喜，我也希望能把这份惊喜，分享给更多人。”
师培轶高兴地看到，现在从外地特地来参观的年轻人越来越多，本地学校也组织研学活动，带着孩子到博物馆来了解西夏文化、体验活字印刷。2024年，西夏陵接待观众已达70万人次，是师培轶刚工作时的10倍；据申遗专家经验，世界遗产在申遗成功后，往往会带来游客至少成倍的增长，乃至“几次方”级。
2024年8月10日清晨——师培轶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，也就是联合国专家来西夏陵调研的前两天，他一个人从遗址区最南端的1、2号陵，走到了最北端的建筑遗址。他想再感受下西夏陵的美，“我真的能感受到30年来，这里的每一处变化”。
记者采访那天，雨后初晴，那是贺兰山最美的时候，吸饱了水的戈壁滩开始冒出星星点点的绿意。贺兰山下的西夏陵，要开始讲新的故事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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